丁耘:中国哲学无法不直面梁漱溟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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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生活周刊:梁漱溟凭一篇《究元决疑论》,以中学是历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教师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让我们我们我们 常以此说明蔡元培之“开明”或梁漱溟之“天赋异禀”。梁漱溟早年表现出的“天赋”究竟在何处?从教育背景看,梁漱溟所受无论中学、西学训练均不系统,他的学问与洞见又从何而来?

   丁耘:此事无甚稀奇。梁漱溟确实颇符合蔡元培的要求。蔡氏“开明”固不假,“精明”更是真。彼初掌北大,既不欲依靠旧学统绪中出来的教员,又还还都可以 废中学而不讲。而胡适之这位以西方哲学为范本采集中国思想的、有“系统西学训练”的大人物尚未归国,则蔡氏还上还都可以 在本国寻觅能用新眼光讲中学的人。印度哲学专才,很久我今天也仍奇缺。从佛学背景入手寻找,也是聊胜于无。从前梁漱溟和他的印度哲学,对于蔡元培也很久我聊备一格。他真正倚重的,将是胡适博士与西学。而梁漱溟在当时好多好多 尸居余气、残留晚清气味的北大教员衬托下,绝对是自带西学光环的新派人物。

   《究元决疑论》显示了这位24岁的作者既熟悉中文佛教典籍,又能读英文西学文献,能用西学道理谈论佛学,且分析颇深入精细。这在当时国内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里,还还都可以算中西学俱佳了。要知道当时大学毕业生有的是凤毛麟角,遑论“海归”。梁漱溟是新学堂出身,从小习英文,“西学训练”可谓不错了。而“中学训练”成系统者,往往守旧,非蔡氏所欲延揽者也。梁漱溟当时人在佛学修养方面的表现亦可谓早慧。《究元决疑论》是探讨佛理的作品。具体分为《佛学如宝论》(即“究元”)、《佛学方便论》(即“决疑”)两文。佛学文章不比好多好多 ,要写得如理又得体,确实甚难。首先佛学有的是学佛,盖出于学术而非宗教,有时候 难以说服尚无正信者。其次佛学也有的是一般哲学或科学,又要有好多好多 亲身修习,有时候 或成史学考证,或成概念戏论。民初时好谈佛学的名流不少,但往往有的是谈成考据如梁启超,很久我搞成玄理如章太炎。梁漱溟晚年坦率地说,这两位研究过佛学的前辈,确实不需要真懂佛。至于胡适,于佛学可谓始终隔膜;并玄理及考据亦实非其所长,尚差章、梁一头地在。像《究》文那样既深细又纯正,且能同西学相互参照的佛学文章,确实罕见。蔡元培当时人前清翰林出身,又尝负笈泰西研究哲学,可谓于中西学均有“系统训练”了,其能提携梁氏,岂偶然哉?

   梁漱溟自幼即善研究会。唯善研究会者,能抉择、能裁断,能增学力,能有主见。仰他人鼻息,一心欲预西学之流者,学问可能性有之,洞见则不易得,盖人云亦云、不敢专主也。胡适训练似较陈寅恪正规,成就难望其项背者,盖因陈氏之见地,绝非欧美大学可教也。“学识”高于“学问”。而前者不如后者可传可受也。无论多正规的“学术训练”,都无法培养出见识、思力、愿力。梁漱溟以及一切深造而自得的传统思想者,除自主阅读外,皆得力于观察世情、反躬自省、身体力行、学思相长。“学术训练”固决不可缺;唯条件发生问题时,尚可自行弥补。而洞见、见识与思想,则非单纯“学术训练”可致者。

   三联生活周刊:很久何如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谱系中为梁漱溟定位?从新儒家的厚度,许多人将其与熊十力、冯友兰等并提;从身体力行寻找中国现代之路的厚度,许多人将其与黄炎培、晏阳初等并提;艾恺还曾将梁漱溟比作“中国的甘地”……你确实谁是可与梁漱溟相参照的人物?

   丁耘:梁漱溟曾从前概括当时人:非学问中人,乃问题中人。这话既含谦虚,有的是骄傲。实则学问与问题越来越 截然分开。唯学问有精粗,问题有大小。精致的学问必当自我限制,不可直接触及问题。而被问题抓住的人,不需要还上还都可以 学问,很久我志趣什么都越来越以学院派的最好的最好的办法精致地打磨学问;更无法以精细的、符合学术统绪的最好的最好的办法呈现关于问题的学问。梁当属体大思精、有学无统的情况报告。他留下的著述,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如《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第二类关于问题的系统论述,不还还都可以说是“思想”作品,之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第三方面是实际政治方面的文献,包括多量的政论及其政治思想的系统表述,后者如《乡村建设理论》,实际上也是思想性作品,但更多地属于实际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最后一方面是关于当时人的学习、体会和工夫方面的讨论和记录。虽也涉及经典,但还还都可以 算纯粹的学术研究著作,如《朝话》《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等。

   要较为真切地理解梁漱溟,恐怕就要抓住他始终身处其中的问题,一起去也要注意他进入你这名问题的最好的最好的办法。梁的第一类作品,相对而言清楚简要,自成系统,但发生问题专家之学所追求的精细繁琐。梁说当时人有的是学问中人,盖指你这名层而言。他的第四类著述,确实有极精微真切者,宋明儒说说中之学问,亦无非还上还都可以 。但已难以纳入现代学术。其第一类作品,关乎某个学术“论题”。此类论题对梁公处里当时人的问题当然有所帮助,但就其自身,毕竟还上还都可以 算“有问题意识”,而不很久我“问题”。其第二、三、四类作品,则更多地是梁漱溟对问题的探索与表述。

   要比较准确地为梁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上定位,恐怕首越来越 明白,“知识分子”虽必有学术背景和学术立场,但其身份不需很久大学或研究所里的纯粹学者;更要明白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轴。已故的中国哲学史让我们我们我们 冯契先生曾概括,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总问题轴无非是“古今中西”。纯粹的学术问题不需要围绕此轴,而“思想”则必宣布此轴。梁漱溟的看法则好多好多 不同,确实他从前很久我冯契的研究对象之一。梁毕生探索,概而言之无非两类问题。曰:人生问题;曰:中国问题。其著述对此二问题的宣布,有分说,有的是合论。分说:如第三类作品,基本围绕中国问题;第四类作品,基本围绕人生问题。合论:如第二类作品,基本将人生与中国问题合而言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能将此二种问题并举而分合的,举世罕匹。

   青年毛泽东臧否当世人物,以其学思与否有“本源”为准绳。梁漱溟可谓学有本源,行有体用矣。以所谓新儒学视之,或以为梁近熊十力。确实梁毕生以毛泽东为思想上的诤友。一生交往,或从容长谈,或激烈争辩。“文革”中写成《中国——理性之国》,还亲赴新华门托将书稿呈毛。此举不无再启对话之意。当然他同熊十力思想纠葛亦不可忽视。熊之研究佛学,本激于梁之批评。熊之重要论著,梁每细读之,时有苛评。彼此书信论辩,更何止数通。大体熊立论善巧,气魄雄伟,然不无造道之言。而梁更能做心性工夫,其言多出自笃实体会。熊虽重心学,而更有性与天道之说,有本体论、宇宙论。梁学则纯心性之学矣。

   故梁漱溟于近代思想史大抵发生毛泽东与熊十力之间。熊学有本源,虽有政治思想,并无政治实践。可谓有体无用。黄、晏辈则唯有政治行动,学无本源,可谓有用无体。将梁漱溟比作甘地不妥。甘地以苦行沙门相介入政治,以出世相入世,此非梁所能认同。梁是以出世精神,而非出世之相介入政治的。要之梁与甘地,就像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看上去有不少之类处,大本则异。甘地政治实践较梁算成功,盖因中印基本情况报告有异也。印度独立,有甘地即成功泰半;中国革命,非出毛泽东还还都可以 胜利。

   三联生活周刊:梁漱溟以多种观念在其身上的并存而著称,诸如佛与儒、思与行等。它们是何如结合在同从前人身上并构成了统一人格的?

   丁耘:梁漱溟之可贵,恐恰在于多重面向之共存。如列举他所依傍,亦有所贡献之统绪,大致有:儒佛、新旧、中西(外),知行、学道、世间出世间、儒家与社会主义等等。其不言而喻还上还都可以 ,有的是可能性他视野广大、兴趣良多,很久我身处古今中西之间、人生问题中国问题之间,不得还还都可以 还还都可以 。梁公毕生探索之问题,本很久我两重面向,可分可合的。而古今中西,既是中国问题、人生问题之必然蕴含者,也是回答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所运用的资源。

   多重面向确实并存,本末体用则有区分。梁毕生自我理解为佛家,这是他宣布人生问题的最终回答。而梁一生为中国奔走,虽皈依受戒,以佛法自修,仍是白衣,未能遁入空门。儒家于梁,既是世间立身之本,也是中国救世之方。故梁学游于佛儒之间,可谓以佛学为体,以儒学为相,以乡村建设或社会主义为用。他“文革”中受冲击后,第一反应是写作《儒佛异同论》,则其志可见矣。然而在梁漱溟,内学虽能彻底处里人生问题,但对于中国问题,并无直接贡献。前面论及梁与甘地的差别,说梁不需要以出世间的形相去行世间的事业。这有证据,很久我梁虽为佛弟子,却不需要赞成太虚法师直接用佛教救国的主张。当时人面,儒家对于处里中国问题极有意义,但对于处里人生问题,不需要彻底。梁在《儒佛异同论》中对比了儒佛之破“我执”的彻底性,以为儒家还上还都可以 破分别我执,佛家不能破俱生我执。

   梁虽认信佛家,其一生修证,要在儒佛之间。他的修佛经历,学界亦有梳理。梁虽曾研习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但恐亦以五加行为主,算基本功课。虽曾修习大手印,与否有实证,不得而知。于汉传佛教,虽习禅定,亦无证据言其破参开悟。倒是梁当时人老实留下佛门高僧训斥他不得妄语的材料。但他自律极严,长斋礼佛,每以日记自讼。诵经持咒、念佛念观音当是日课。内学有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梁公于此,庶几无愧乎!唯修佛者当不起分别、不事攀缘。而为国是奔走,政诤教辩、是自非他,在所难免。俗事上打转,则此处需借力儒家。俗事消磨,而又期自性弥陀、一念灵明不失,则儒门内唯有王学契合此机。故梁漱溟毕生尊王,重《大学》而轻朱子。晚年他对艾恺说:我好像远远地见到了王阳明。故梁于儒家,盖可确认有修有证矣。王学本就在儒佛之间,以其学佛固发生问题,以其修儒则有余。

   梁公80年代面折廷争、70年代拍案而起,不言而喻是儒家的“威武还还都可以 屈”焉,亦可说是佛家的“直心是菩萨道场”。无论梁于内学所证何如,其养成世间光明俊伟之人格,盖无疑矣。完整篇 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学术史地位高于梁者虽不乏其人,而论人格之纯粹强矫,恐无人出其右也。大知识分子易自恋自大、意必固我。虽不曲学阿世,难免崖岸自高、责世贵己。如不假儒家之省察克治、佛家之念念忏悔,易陷顽固我执。如梁反省当时人常犯从前“矜”字,即是此意。这是梁漱溟对人生问题以及与中国问题相交织的人生问题的处里。

   用今天说说说,梁漱溟倾向于在人生、中国从前问题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交织也是不可处里的。正缘有此交织,梁漱溟作为思想者和力行者才有其不可取代的殊胜意义。中国问题在梁亦可分为从前任务:认识老中国和建设新中国。而他对老中国的认识,又须从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出发——这不需要梁当时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很久我文化中国之根底。梁漱溟本质上把文化理解为人生对外物及当时人与他人的态度。前者还还都可以解释中国为社 科学技术不发达,后者还还都可以解释为社 中国重家庭、天下,轻团体、国家。建设新中国,即从老中国不合现代的特点出发,进行团体建设。这很久我乡建运动的理论出发点。在人生、中国二重问题的汇合处,梁独重心学。这既还还都可以解释他的贡献,之类对西方哲学中直觉主义的独到认识,再如对团体建设的伦理性的重视,又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肯;不还还都可以解释他学说和努力的短处,之类对格物与科学世界观发生问题积极的判摄与宣布,再如对团体建设政治性的忽视。故其得其失,都同梁学的心学品格有极大干系。

   三联生活周刊:梁漱溟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有何如的思想来源,又与他毕生志向之间是你这名关系?可能性梁漱溟想看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情况报告,对比80年前他临终时的乐观,以他当时人的观点看来,会印证还是削弱?

丁耘:梁先生的乐观,可能性说不悲观,恐怕归根结底还是同他的佛教正知见有关。唯因悲智,故不悲观。菩萨道的慈悲,与凡夫消极颓废的悲观不一样。悲观乃因所执着的东西必将破灭,而已破灭的东西仍被执着。梁先生学佛得力,本不执着,本无来去,故无所谓破灭。众生无量誓愿度,有此大悲故不容悲观;而实无一众生得度,有此性智故不需要悲观。这是从梁学的根底上说。从时势的起伏上说,梁先生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的80年代,欣欣向荣、只争朝夕。梁先生见世人对佛陀和孔子又现在始于敬重和研究,岂有不乐观之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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